宋朝的解试水很深。
而朝廷一直也在探索如何公正地从地方选拔士子。
一开始朝廷让州郡长吏监督解试,但治理地方的州郡长吏很容易与地方豪强勾结,左右解试的结果。
所以朝廷也郁闷,有朝廷官员就批评说。
有的地方通过解试五次六次的考生,到京参加省试却连连落榜。他还以为其中有什么问题,结果他一看那些考生文章,那才叫写得稀烂,就算瞎几把乱写也不至于如此。
这样的废材是如何连续五次六次通过解试来到朝廷参加省试的?他希望地方官员能‘塞滥进之门,开与能之路’。
针对此举朝廷下文,一旦察觉‘诸科十否’,‘进士纰缪’的考生,一律规定不许再参加考试,同时严究发解官的罪责。
同时让监司监督州郡解试。
此举使得解试稍稍公平了些,但只是稍稍。
真宗时名臣陆轸曾干过这样事,解试完毕,名次都排好了。
陆轸跑到考试地方,一张一张卷子的翻开还口称道:“为何不见项长堂的卷子?”
结果陆轸发现人家落榜了,并不在录取名单中。陆轸当即将项长堂的名次提为第一,将最后一名罢落。当时宋朝官员听说此事后,都觉得这操作没什么问题,还称赞陆轸是以‘文行取士’。
确实在宋朝其实也不能说此举错了。
宋朝士大夫还有推崇乡里选举的遗风,这规矩往前追溯至九品中正制。都是通过人来选拔人才,而不是考试的方式。
因为儒家推崇是人治,讲究是贤人选拔贤人的方式,但科举考试等于划定一个标准,这是法家的法子,文章写得好的就一定是好官吗?开好车的就是一定是好人吗?
但这样的结果只能导致‘考生多采虚誉,请托试官,本州只荐旧人,新人百不取一’。
这与宋朝的国策是‘强干弱枝’不符合,强干弱枝就是将权力从地方收归中央。
其中最关键的是财权,兵权,还有人才选拔权。
从地方中选能士,而不是官员眼底的贤士。推崇乡里选举一套,只能是重蹈九品中正制的覆辙‘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士族’。
所以宋朝在之后解试改革中全面推行糊名,誊录之制,并且从其他州县调官员监考解试。
嘉祐七年时,京兆府解试,就是调在凤翔府的章惇与商州的苏轼到当地监考,二人也是因此有了正式的交往,并结下一生的‘友谊’。
此举是否公正了?
必须承认是更公正了,不过拿真正能钻空子的人还是没办法的。
明清科举制度比宋朝更严密,但是科举舞弊大案却屡禁不止,大批官员考生为此都是前仆后继。
而就算看似公平了,还是不公平。
比如国子监解试不到两千考生,取六百名解额,录取比例在三比一。看似这个比例很高,但韩忠彦这样的官宦子弟考得是别头试。
国子监的别头试录取率极高,可以达至两人取一人。
而太学生与广文馆生中官宦子弟极多,但凡官员子弟都可以参加别头试。
好比一千名官员子弟参加别头试,那六百解额就去了五百,剩下八九百人争一百个名额。
如此无形就拉低了寒门子弟录取比例,不是三人取一人,而是五六人取一人,甚至就是八九人中取一人。
换句话说,这三取一的概率,有点我与雷军平均工资的感觉。
不过就算八九人取一人,也比福建浙江的解试好多了。
不公平可谓处处都有,或许有人会认为凭什么,官宦子弟参加的别头试录取比例这么高,大家都是一个爹妈生的,如此有公平可言么?
但在宋朝别头试反而保护了寒门子弟,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。
故而疫情平息之后,太学生们即是忙活起来。
忙活着什么?
那就是忙着向知制诰,甚至有馆职的官员行卷。
因为以往国子监解试,都是由国子监主官自主解决,但淳化二年时,太宗皇帝即改派左司谏,直史馆谢泌领其事,从此国子监解试主考官都必须从三馆秘阁中选拔并成为惯例。
直三馆秘阁的官员那么多,没到考试前几天谁也不知道是哪位,故而都必须行卷过去。
故而章越,黄好义,范祖禹,黄履,孙过这几日都忙着将平日趁手的文章诗词抄写了好几份。
同斋五人之中范祖禹,黄好义参加是别头试。
没错,黄好义参加别头试,他的堂兄黄好信如今是新蔡县县令,他的伯父黄孝先官至太常博士,通判石州。
别头试标准可以划到官员的大功这一层亲属,到了神宗朝连门客都划入标准。
所以当初章越若给陈升之的侄儿当书童,也是一条出路。
范祖禹参加别头试也罢了,但黄好义也能参加别头试,孙过心底有些不平衡,为何他行,我不行?
至于章越能不能参加别头试?
不能。
章俞是自己从堂叔父,不在大功之列,想沾光也没办法。当然能沾光,也大概率不会去。
至于吴家,如今这还不算是女婿呢。当然章越若厚着脸皮去求一求,吴家或许也是有办法让自己参加别头试的。
但是……但是自己为何要走这一步呢?
无论是别头试,还是行卷,都是外在的规则。人生就是在外在规则(达用)与内在自己(明体)找一条平衡之路,永远不要忘了自己……自己身上有挂。
故而有挂大可趟过去,所以章越还是决定……与众人一起去行卷。
范祖禹,黄好义他们尽管参加别头试也要去行卷。
不过他们的行卷,与寒门子弟有些不同。范祖禹的伯父是乃范镇,可以直接由长辈,或通过别人引荐直接带到家中投卷。
至于韩忠彦?主考官都是他爹定的。按照当时规矩,主考官被确定后,还要捧着帖子到相府上表示感谢。
一般为了避嫌韩琦是不会见,还要表示自己这是为国举才,全无私心。最重要是叮嘱几句,不要因为韩忠彦是我的儿子,对他有所照顾,一定要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来办事。
“四郎君,这是主母给你熬好的猪脑汤,赶紧喝了吧!”
在太学里,黄好义嫂子家的仆人给他送来猪脑汤。
这几日同寝光看着黄好义进补了。
但见黄好义如同吃豆腐般吸溜吸溜直响,见到了众人的目光,不由问道:“诸位要不要来一口?”
真有这个心思,不会都喝完才问。
众人都转过头去收拾卷子言下之意,你忙。
等黄好义吃完猪脑汤,等到日已偏西的时候,章越与众人一并前往行卷。
除了几位同窗,章越还邀了郭林一起。
行卷的文章也有不同,比如要参加制举考试,要对两制以上官员行卷,那必须写满五十篇。
若普通行卷,有财力的读书人当然可以送五十篇,但一般则不必那么多,挑选优秀的来送就好。
比如苏轼的《上富丞相书》就写到,所进策论五十首,贫不能尽写,好割爱。
如苏辙送曾公亮的《上曾参政书》所云,有《历代论》十二篇,上至三王而下至五代,治乱兴衰之际,可以概见于此。苏辙行卷只有十二篇。
故而五十篇是规矩,只要不是求制科荐举,可以不必写满。
如章越只写不到二十篇。
这时正值酷暑,章越与众黄好义他们先去一位官员府上行卷。
为何要挑得傍晚去呢?因为官员这时候一般在家,有很大机会见着,白日去则一般在衙门办差。
到了官员门前,几人先将卷子奉上,门子看了一眼即道:“你们等着。”
说完门子转身就走了。
几人在门前等候。
行卷行得多了,不同官员间也有不同官员的风格。
有的会见一面谈个几句,这一般是看重你的,过个数日再来,这称之温卷。
不见的,也会让你进去喝碗茶,尽到礼数。
也有就是‘回去等通知’吧,这一般是没下文的。
也别觉得多丢人,陈舜俞,张方平,曾巩,苏轼,苏辙都曾行卷过,还有大量行卷的文章传世。
比如曾巩的《上欧阳学士第一书》,苏洵的《上欧阳内翰第一书》,苏辙的《上枢密韩太尉书》都是可以反复诵读的文章。
章越他们五人等候了一阵。
但见下人即满脸笑容地出门道:“里面请吧!”
几人都是大喜。
不久几人出门,都是不说话。
黄履心道,这都是沾了三郎的光,否则也不是那么轻易见得。
黄好义则也是明白心道,方才黄博士反复询问三郎的文章,令我等都成了陪衬,不过幸亏有三郎在,否则我等连门都进不了。
孙过心道,这就是名声的好处,昔年陈子昂砸千金之琴后,满城皆知他的文章,到时哪个王公大臣会不见这位奇人。如今三郎的青玉案,辞同三传出身疏,三字诗都名闻京师,名声也是早就传遍公卿了吧。
郭林则也感慨章越的了得。
众人都是心底有数,但面上都不好意思提及。
这就是名声的好处,否则来京的读书人为何要‘多采虚誉,请托试官’。
当时又没有头条,抖音推送,你的文章如何能直达官员案头?
那就是‘名声’二字,好比为何喜欢读高赞的文章,因为如此可以帮你减少信息判断的成本。
有了名声官员才会知道你,如此你上门行卷,官员才会看你的文章,然后根据文章看你是否刷赞刷上来的,最后决定见不见你,否则行卷的考生那么多,官员又那么忙,卷子很容易就淹没在众多人中了。
如果官员满意了,再与旁人推荐几句,好比遇到欧阳修这样的伯乐称赞几句,如此名声就更响亮了。
这是一而二,二而三的方式。
这是唐宋时,没有门路的寒士炒作自己的办法。陈子昂砸千金琴就是很好效果,当然前提是自己的才华要过硬。
几位同窗都借助章越的名声,也使得他们的文章能够抵达官员的案头。
当然也不是每个官员都会见,但借助章越的名头能更进一步。
次日章越他们又去行卷。
太学里考前一个月,几乎没人读书,大部分太学生都在忙着干谒行卷。
章越眼望刚刚升起的太阳不由感叹,宋朝科举正处于承前启后的阶段,既保留了唐朝‘行卷’的遗俗,但因为糊名制的,风气还没有败坏到‘通榜’的地步。
同时也不是全凭考场文章定命运,在解试中‘通关节’可谓不少,甚至于半公开的地步。
看来唯有到了省试,殿试中才能真正的‘公平’。
今天又是行卷干谒的一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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