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在去年,黑旗军攻占南宁时,便不时有人劝进,恭请杨烜称王。杨烜审时度势,认为黑旗军实力仍然弱小,坚持“缓称王”的立场,并未理睬属下的劝进。
现在,黑旗军夺占了广州,杨烜又得到了以伍崇曜、陶煜为首的海商、士绅阶层的支持,俨然已在广州站稳脚跟。
清军主力已被歼灭,敌我力量对比逆转。杨烜称王的条件已经成熟,属下各部纷纷劝进。
总司令部是黑旗军、军政府中权力最大的部门,海军官兵思想比较开明。总司令部与海军一起劝进,可见人心如此,杨烜已不好再推辞。
称王并非只是称号上的改变,黑旗军、军政府的规格都将升级。杨烜称王,相当于做大了蛋糕,属下都会分到更多的蛋糕,得到实质性的好处。
但称王也有弊端。传统封建王朝都讲究以礼治国,等级秩序极为森严。
一旦杨烜称王,就意味着他要与清廷彻底决裂,就意味着他要彻底挑战现有秩序,必将受到清廷不遗余力的打击。
此时,华夏虽然民变四起。但不少叛乱者别有用心,只想靠叛乱赚取富贵,争取被官府招安。
譬如,1850年广西贵县天地会头目张国梁降清后,被官府授予绿营官职。受张国梁事迹的鼓舞,贵县当年便涌现出数十起农民起义。
这些农民起义军只是想混个一官半职,抗清意志并不坚决。清廷对此心知肚明,集中兵力优先打击那些敢于称王称帝者。
当时民变虽多,却鲜有人敢像洪秀全那样称天王,旗帜鲜明地对抗满清。
如刘丽川在上海发动小刀会起义,占领上海周围数座县城,建立大明国,只能自称“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”。清廷立马调集大军镇压,刘丽川旋即向洪秀全称臣,改称“太平天国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”。
再如杜文秀在云南发动回民起义,攻占大理周围53座城池,亦只能自称大元帅,宣布“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”。
杨烜若要称王,就不得不考虑称王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。他看过总司令部、海军的请愿书,精神为之一振,问道:
“依大家看,我现在称王合适吗?”
冯可钦准备已久,说道:“当年明太祖取南京为根据地,坚持‘高筑墙、缓称王、广积粮。’但太祖夺下南京后,击败陈友谅,即称吴王。
“百官僚属备受鼓舞,上下齐心,都知道太祖乃是真命天子,无不尽心用命、誓死追随。日后,太祖果真荡平群寇,鼎定中原,恢复中华。
“大元帅若是称王,将极大地激励官兵士气,加快我们统一岭南的进程。”
杨烜点点头,征求陆雨晨的意见。陆雨晨说道:
“总参谋长讲的不错。我们很早就抱定了反清的宗旨,也在《民报》上、各种小册子上广为宣传。天下皆知我们与满清,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
“现在,我们即将夺占两广,称王的条件已经成熟。只要我们有海军,只要我们守住五岭,清廷就休想派兵过来反攻。
“而且,岭南的重要性不如江南,又远离燕京,僻居南国。我们占据岭南,太平军占据江南。清军即便想派兵到岭南,也要防备我们与太平军前后夹击。
“因此,大元帅尽可大胆称王。据我所料,清廷有心无力,只会明发一道谴责我们的上谕,只会鼓励地方办理团练对抗黑旗军。”
杨烜点点头,表示认同陆雨晨的观点。他十分关心洋人的态度,便询问起一旁的唐约翰。
洋人思想开明,启蒙较早,法国、美国已经开始采用民主共和政体。杨烜一度想采用共和政体,却深知此时的华夏并无民主共和的土壤。
唐约翰说话不多,听杨烜垂询,才谨慎地说道:“我认为,华夏有着独特的文化,一直都有精英政治的传统。但传统的皇权专制,已经严重阻碍了华夏民族的成长进步。
“因此,我赞成大元帅称王,但要做一个开明的王,而非专制的王。或许,君主立宪才是最适合华夏的政体。如果大元帅日后称帝,请一定采用君主立宪政体。”
实际上,在晚清乃至清末,革命派与立宪派一直争论不休。彼时,革命派一直都不是华夏的主流。当时的华夏精英阶层,大多数都主张君主立宪。
而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,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。革命派发动武昌起义时,孙文、黄兴等领导人甚至都不在国内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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