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好的解释也恐怕只有一个：巩固他的权力宝座。

自宣布江阴抗清起，陈明遇成了江阴实际上的最大的官，掌握着生死予夺大权。

这几天他过了一把自己说一不二的权力瘾，但他深感自己的权力宝座还未坐稳。

陈明遇是南明江阴县典史，知道江阴城里士绅们的势力和社会地位。

许用等秀才及一些铤而走险的人，虽然全力拥护陈明遇当总指挥，上了年纪、家境殷实的士绅们也表面上赞同，但在捐助军饷问题上，他们的沉默，甚或叫袖手旁观，或许能说明他们心里不以陈明遇总指挥为然。

他们当时或许仅是迫于形势所逼罢了。　　而陈明遇呢，虽“素长厚”，但也不失精明，工于心计，心如铁硬。

一个心肠柔软的人，能担当典史一职吗？

不能。

因为典史是整天与地痞流氓、盗贼、江匪等打交道的人，他会心慈手软吗？

他能心慈手软吗？

因此，他精明地计算出，只有通过开展抓奸细活动，才能达到削弱士绅们的权势、巩固自己权力的目的。

现在，陈明遇的目的达到了。他可以放手大胆地干了。

但顾横想到这里，也更加明确自己不能暴露真实身份，毕竟陈明遇这样的人，初尝权力的滋味，是不可能希望有人横空出世，来抢夺他此刻一把手的位置！

到时候，一个不好，反而建虏还未到，江阴城就掀起内讧了！

顾横不想看到这个局面，在没有万全把握前，即便看到陈明遇的一些不太对的做法，也只能让龚鼎孳想办法去劝陈明遇了。　　顾横将自己想法告诉孟仙舟后，就让孟仙舟退下了。

此时，顾横望着远方变换不定的黑云，心中有很多无奈。

顾横在心中梳理了一下，江阴揭竿抗建虏，目的只有一个：拒不执行建虏朝廷的“剃发令”。

为什么拒不执行“剃发令”？

因为在明代的江阴人特别是士子们看来，“剃发令”严重违背了汉人千余年来束发的习俗，是对儒家思想的严重挑战，是对汉人特别是读书人的严重的侮辱，是欺祖辱宗的严重的不恭行为。

一句话，在江阴人看来，“剃发令”就是满人消灭汉人儒家文化的野蛮行为。

为了维护汉人的儒家文化，江阴人会以死相拼，试图确保儒家文化的独立。

其实，江阴人拼死维护的是已过时的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已僵化的“华贵夷贱”儒家的民族观。

江阴人拼死不肯剃发的表现，仅是民族主义的表现。

民族主义是贬低其他民族文化的，是片面地把本民族的文化视为唯一优秀的文化，而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。　　江阴人表现出来的这种文化自大，其实是明末清初文化危机的表现，是丧失民族自信心的一种表现，是文化自卑的一种表现，是对文化自暴自弃的一种表现。

文化自大决不等同于文化自信。这也表明，明末清初起，世界上经济最发达、国力最昌盛的，顾横目前所在的这片土地，已开始逐渐走向衰败。

江阴人拼死不肯剃发的表现，也是文化强制力的表现。

在建虏兵未入关前，明人包括江阴人，并不感到文化强制力，因为他们习惯了这种社会，习惯了这种文化，习惯了这种思维模式、价值观念和行为规则。

可当建虏兵入关特别是占领南京后，江阴人和当时的明人一样，深感自己早已习惯了的文化习俗、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、行为规则，已被满族统治者彻底打破。

此时，文化强制力就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了，因而固守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江阴人和当时的明人，把建虏朝廷的“剃发令”视为是对儒家文化的“叛逆”，于是，他们就起来反抗，就起来斗争，不惜以生命为代价。

儒家文化是以人伦为核心的伦理文化，注重人们之间的关系调整，强调名正言顺，强调等级身份，所谓君臣、父子、夫妇，各有地位，各有职责，不能错乱。

所以，从根本上说，儒家文化是比较保守的，它是不准革命，不准造反，更不准犯上作乱，但有利于社会稳定。

同时，儒家文化中没有阶级，只有等级，只有君子与小人的区别。

它处理贫富关系的方法，就是“贫而无怨，富而不骄”。　　儒家既讲尊君，也讲民本；既提倡“杀身成仁”、“舍生取义”，仁和义是付出生命代价的原则，也提倡仁政爱民，敬畏生命。

但顾横综观“江阴事变”初期的表现，“江阴事变”的参与者特别是领导者，摈弃了儒家文化中的精华，如理性，如民本，如包容等，却以“忠”和“义”为招牌，采用法家的暴力手段滥杀无辜，把自己变成了盲目杀人的机器。

顾横一定要阻止这些人再这样滥杀无辜，不过得等忠于自己的人马先过来，才能把控全局。

如今，唯有先让龚鼎孳凭着自己的个人能力，看能否稳住陈明遇等人，让其不太过分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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