克鲁格洛夫,也就是谢尔盖·尼基福罗维奇·克鲁格洛夫,同样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中贝利亚同志的亲信之一,另外,此人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中,为数不多的“高级知识分子”之一。
就像此前所说的,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中任职的大部分中高层干部,都是学历水平不怎么样的人,类似阿巴库莫夫那样的小学毕业生也有不少,而在这其中,类似克鲁格洛夫这种曾经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过的人,绝对是少数中的少数,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,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时候,还是比较受贝利亚同志重视的。
实际上,与阿巴库莫夫同志类似,克鲁格洛夫也算不上是贝利亚同志的核心死党,他是在一九三七年之后,才调到贝利亚同志身边工作的,最初,他是贝利亚同志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第一副手,换句话说,他在当时其实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第二把手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,贝利亚同志对他的信任都是无以复加的,那时候,克鲁格洛夫甚至掌握了整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事权和干部任免权。
但是后来,不知道是处于一种什么原因,他与贝利亚同志的关系疏远了很多,不仅第一副手的职务被人取代了,就连人事部门领导的工作也被取消了,在过去几年里,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中的存在感并不高。而随着联合国的成立,他又被派到了美国,专门负责联盟驻联合国代表们的安全工作去了。
此前不久,联盟派驻在联合国的代表团换了人,葛罗米柯同志的团队返回了莫斯科,而作为他们的安全工作负责人,克鲁格洛夫也被调了回来,不过其返回莫斯科后负责什么工作,维克托就缺乏了解了,没想到的是,库兹涅佐夫同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将这个人也拉拢了过去,他才刚刚将阿巴库莫夫送上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主席的位置,又想紧接着把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拿下,不得不说,库兹涅佐夫同志的野心确实是有些大了。
书房内,维克托手里握着一支钢笔,他将克鲁格洛夫的名字写在面前的一张便笺上,手中钢笔的笔尖,不停在这个名字上点来点去。
先是阿巴库莫夫,紧接着就是克鲁格洛夫,贝利亚同志手下的两员大将先后跳槽,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,它是一种征兆,预示着贝利亚同志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掌控力,已经进入了绝对的衰退期,即便是没有来自于库兹涅佐夫的打击,他的小集团恐怕也会出问题的。
还是那句话,贝利亚同志的情况与维克托的情况并不相同,贝利亚同志的仕途前景并不明朗,他现在除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位子之外,在党内缺乏存在感,同时,还承受着斯大林同志的猜忌,地位不稳。因此,那些曾经追随他的人,心中难免会有所顾虑,至于类似阿巴库莫夫、克鲁格洛夫这样的,原本就不受他重用的人,就更有可能选择在这个时候转换立场了。
而维克托的仕途目前则是处在绝对的上升期,他向莫斯科核心领导层的靠拢步骤太明显了,相信任何一个关注着他的人都能明显体会到——刚刚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主席的职务上离开,前往卡累利阿地区主持工作,结果连半年时间都不到,就再次被调回莫斯科,挂上了一个中央书记处秘书处主任的职务,成为了斯大林同志在中央书记处的副手,这样的任职履历,太能体现问题了。
正因为如此,那些曾经被维克托安排到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各个岗位上的人,在作出政治选择的时候,需要考虑的问题就会多的多,他们需要考虑,为了一时的利益,背叛一个处在快速上升期中的年轻干部,而且是无线接近莫斯科领导核心的年轻干部,这样的选择是不是值得,将来的某一天,他们会不会为此遭到对方的报复。
说白了,就是在这种时候,背叛贝利亚的政治代价,明显要比背叛维克托的政治代价更低。
当然,最最重要的因素还有一个,那就是维克托曾经提拔起来的那些人,其地位还远远达不到阿巴库莫夫、克鲁格洛夫等人的水准,库兹涅佐夫与贝利亚之间那种层次的争锋,还牵扯不到他们那个级别的人,因此,他们承受的压力和受到的诱惑都没有那么大,自然转换阵营的欲望也就没有那么强烈了。
其实对于维克托来说,不管是阿巴库莫夫就任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主席,还是克鲁格洛夫就任人民委员部的主席,都与他的关系不是很大,毕竟他还担任着中央书记处秘书处的主任,是斯大林同志的助手,在国家安全部门的问题上,库兹涅佐夫同志所要针对的也并不是他。
另外,在最近一段时间里,维克托与日丹诺夫同志之间的互动多了很多,两人在工作上的交集非常大,由于维克托愿意对日丹诺夫同志的工作给与充分的配合,因此,他这个斯大林同志眼中的红人,也不是库兹涅佐夫同志需要打击的目标。
但相对于克鲁格洛夫就任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席这件事,对内情报局展开对航空工业人民委员会的调查,显然就值得维克托重点关注了。
众所周知的一点是,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,联盟的空军对联盟夺取战争胜利做出了卓绝的贡献,不管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,还是在白俄罗斯战役期间,空军的卓越表现,都为地面战场的胜利推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。
而不能忘记的一点是,在卫国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,联盟的空军可谓是一败涂地,实话实说,当时在红军的系统内,空军甚至没有形成一个足够独立的军种,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作战思想,都相当的落后,因此,战争甫一爆发,整个空军系统几乎都陷入了瘫痪。
可以负责任的说,联盟的空军真正发挥作用,还是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的,就是在那一年,亚历山大·亚历山德罗维奇·诺维科夫同志开始担任空军的主要指挥工作,而马林科夫同志作为最高统帅部的成员,开始负责航空工业的指导工作,配合他完成任务,并直接担任航空工业人民委员会主席的,则是阿列克谢·伊万诺维奇·沙胡林同志。
就是从一九四二年开始,联盟的空军开始了翻身大作战,不管是一线部队的组建、战术的转变,还是后方的大规模生产。新式飞机的研发等等,各项工作都得到了迅速的推进,并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德军的发展速度。就在四年的卫国战争时间内,联盟仅仅是组建起来的空军集团军就有十八个,总飞行战斗架次数以百万计,其规模之庞大令人感觉惊悚。
空军如此显著的转变,总不能说没有诺维科夫同志的功劳,也不能说没有马林科夫同志和沙胡林同志的功劳,这是很显然的。
不过,自从卫国战争结束之后,马林科夫同志就因为战时对航空工业的指导工作而备受指责,他的错误是在航空工业生产的过程中,过度的奉行官僚主义,以不科学的强制性命令,取代科学而专业的方法,并因此给航空工业的生产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。
在战后初期的那段时间里,马林科夫同志可没少为此而烦恼,不过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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